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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30 17:26栏目:产品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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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的功能差异,在“社会一般”的意义上,学界倾向于把社会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本文所涉“社会”,限于其自组织化存在,更多的是指一种民间性结构化状态,如阶层、集团、民间团体和组织,作为其总括的人民以及相应的结构性关系。以之为基础,试图从政治生态学角度,探讨现代社会体系建构所应遵循的生态法则。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指引下,我国进入了社会保障政策的扩展期和社会事业的大发展期。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从社会政策的话语体系来思考如何制定好的社会政策以增进人民福祉。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要构建一个由政府、涉农企业、职业院校等构成的社会支持体系,这是职业农民培育的公益性、跨界性等所要求。

社会体系及其结构

社会政策;话语体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

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社会支持体系;角色定位

社会体系的结构是多元的,社会的划分也因之是多维度的,既有阶级、阶层的划分,也有宗教、种族的划分;既有年龄、性别的划分,也有语言、文化的划分;等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指引下,我国进入了社会保障政策的扩展期和社会事业的大发展期。尽管社会保障制度在完善,可民生问题依然严峻,公众依然面临生活的压力。如何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原标题: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

政治生态理论认为,社会体系以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同时,它又是政治体系赖以存在的前提。社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架构,它是相互关联的各次体系组成的有机系统,其中的任何一个次体系或要素都不可能脱离系统整体而独立存在。作为复杂的系统架构,社会体系的发展变化除了环境因素外,主要来源于其次体系间的互动,表现为相互间的多样与有序、对立与互补、均衡与失衡的有机统一关系。

事实上,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优化的探索已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学者们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并提出了不少改革思路和策略。由于社会保障事关人民福祉与美好生活,而这也是社会福利、社会事业、民生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政策、社会保护等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话语呈现出多元色彩。不同的学者用不同的概念来讨论同一问题,形成了关于增进人民福祉的不同主张。

作者简介:马建富,男,江苏溧阳人,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师范学院院长,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黄晓赟,女,江苏江阴人,江苏理工学院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职业教育、社区教育

按照社会生态学的理解,社会生态系统是社会人群子系统与其环境子系统在特定时空的有机结构。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社会结构要素,及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要素,构成完整的社会体系。建基于社会体系之上的政治构成,若要把社会体系塑造成完整严密的有机整体,必须建立相应的协调整合机制,以便把社会体系各要素合理顺畅地捏合起来,这个协调整合机制,就是社会体系的生态化机制。

社会保障强调工具理性

内容提要: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要构建一个由政府、涉农企业、职业院校等构成的社会支持体系,这是职业农民培育的公益性、跨界性等所要求。在这个支持体系中,政府、涉农企业、职业院校等必须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为促进这一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政府必须明确定位,转变职能;职业院校要研究市场,提供优质服务;涉农企业要积极参与,释放活力;社会要努力做好舆论引导,政策宣导激励工作。

即是说,社会实则是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生态有机结构,在其演进过程中,当它遇到因自身环境因素所造成的障碍时,能以积极多样的应变方式予以应对,这又会促进社会体系更进一步的发展。以社会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为例 ,在前现代的等级社会,国家与社会混沌一体,社会为国家权力所笼罩,社会为国家所决定,社会个体更是如此。国家吞噬社会的一元结构模式的逻辑结果,是组成社会的“原子”——个人处于被役使的地位,个人无力在国家权力的重压下获得解放。也正因此,才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民权思想家、启蒙思想家,吁求通过社会的解放及个人自由的回归,运用法律和契约的手段分割和限制政治权力。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福利制度。这套制度以单位福利为核心,以民政福利为辅助。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为了配合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需要,我国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社会保障的概念下进行了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然而,囿于推进和便利经济改革的现实需要,这一时期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缺乏较为系统的理性思考,缺乏对社会福利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深入思辨。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更多地是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保障的作用:其一,社会保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工程”;其二,社会保障是“社会的稳定器”。结果是,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国家有意识地弱化了自己在公共福利提供上的功能和角色,不适当地减少了在社会领域的公共投入,其后果是公众的许多基本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产生了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

关 键 词:新型职业农民 职业教育培训 社会支持体系 角色定位

社会体系建构的生态法则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我国建立了一个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为辅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优抚安置并列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不过,这个体系中的社会福利概念非常狭隘,仅指民政部门代表国家提供的针对弱势老人、残疾人、孤儿和优抚对象的收入和服务保障。作为核心机制的社会保险制度也存在严重的职业分割和城乡分割,导致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不足,无法适应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需要。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职业教育培训支持体系建设研究”(编号:16YJA880028),主持人:马建富。

社会生态体系的发展,自有其自然的内在逻辑和法则——社会不过是自然的表现形式之一,这些逻辑和法则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中,或此起彼伏、交互作用,或“群策群力”、综合作用,为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

伴随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社会保障研究也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并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教学研究队伍。我国的社会保障研究者并不讳言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但坚守社会保障这一概念,并尝试不断扩大它的外延,把它从社会保险扩展至社会服务、慈善事业。我们把这些学者归为“社会保障派”。“社会保障派”非常关注增进人民福祉,强调社会保障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尽管社会保险制度一直是“社会保障派”关注的重点和核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需要的增长,他们也在努力扩大社会保障的领地,不仅重视弱势群体的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而且也重视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事业。可以说,“社会保障派”视野下的社会保障范畴已经成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从外延看,不断发展的大社会保障概念与国际上流行的社会福利概念已经基本接近。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16-0019-07

多样与有序。社会体系是自然系统的更高级别的演化,是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相应地,社会生态法则也是自然生态法则的逻辑递变,是自然法则基因的社会转化,也即人类社会对自然法则的师法与效仿。因此说,多样性与有序性相统一的自然生态法则同样适于社会生态系统。

自201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无论是经济界、教育界,抑或是理论界、实践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指出:要将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基本形成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2017年颁发的《“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培育规划》)要求:到2020年,新型职业农民总量超过2000万人(其中,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由2015年的占比30%提高到35%,现代青年农场主由1.3万人提高到6.3万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由6.7万人提高到16.7万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数量年均增长60万人);以公益性教育培训机构为主体、多种资源和市场主体有序参与的“一主多元”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全面建立。所有这些,都强调要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新形势。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仅仅依靠教育部门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关各方协同努力,合力支持,共建一个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职业教育培训社会支持体系。

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生态多样性,包含着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价值的多样性、社会选择的多样性、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等。多样性是社会发展的源泉之一。有多样性,社会才会有活力和竞争的前提,才会有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才能互为取长补短。

一、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社会支持体系的意涵

多样性与有序性是统一的整体,多样性须以有序性为前提。无序的、无节奏的多样性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秩序就是规则,就是章法。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展,社会价值的多样化追求,社会选择的多样化取向,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节奏,必须在一定的秩序和规则下进行。

一般认为,社会支持体系是指一个由各个方面的资源所支撑的能对所需者提供支持的资本组合[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社会多个层面,尤其是涉农企业等是密切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涉农企业以及职业院校,以劳动力市场为纽带而交叉联结成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三螺旋关系,因此,要促进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就必须建立起一个由政府、涉农企业、农科类职业院校等为主体的社会支持体系。通过这一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提升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综合支持能力。笔者认为,这一理想的社会支持体系应是基于社会各界,包括各级政府、涉农企业、农科类职业院校等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职责和作用的理解与认可,而协同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工作进行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制度配置、政策创新、构建教育培训平台以及提供物质条件等多方面的综合支持。

冲突与互补。在一个社会统一体内,社会生态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在对立统一的原则之上:一方面是相互合作、相互补充、协同进化;另一方面又彼此对立、相互竞争,以期获得更为有利的资源优势和环境优势。由于对立体之间不仅是对抗关系,而且更以互相补充的形式进行合作,是相互对应和互补的对立体,所以人们称它们为协进者。

构建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社会支持体系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公益性使然,更是其跨界性所要求。从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需求及其复杂性来看,理想的、应然状态的职业教育培训,应是在政府主导下,职业院校与有关涉农企业紧密合作,协同开展相关工作,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校企合作流于形式,缺乏深度、宽度和长度,社会组织参与主动性不够,参与面小的状态。

在社会现实生态体系中,精英与大众之间、雇主与工会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就是既相对立又相补充的关系。拿现代社会生态体系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说,二者总是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但在表面的对抗中又隐含着互补。没有劳动者的生产,有产者无以消费;没有有产者的消费,劳动者又会陷入失业状态。生产与消费互为对立,又互为需求,统一于社会生态系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涌流,以及劳资关系的改善,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总体趋势,是更多地趋向于统一与互融。生产者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者,日益向着“产消者”演变,既为别人生产,又为自我生产,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具备了更多的生态属性。

二、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社会支持主体的角色与功能定位

均衡与失衡 生命界都追求均衡与对称,正是平衡、守恒的机理使生命成其为生命并绵延不息。人类社会对均衡与秩序的追求更是表现得锲而不舍。如果截取社会发展历程的某一时段,可能发现它正处于由均衡向失衡的转化过程;再截取一个时段,又会发现它正处于由失衡向均衡转换的过程中。失衡与均衡的辩证法恰恰在于,一方面,发展引致社会平衡,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平衡的增强;另一方面,发展又打破固有的平衡,引起系统新的追求,以取得新的成果和突破,这就有可能出现新的失衡。执着于均衡,就会趋于保守和传统;执着于打破平衡,又会引起社会的失序。均衡与失衡的关系,说到底,就是社会稳定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只有理性地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才能求得社会系统的生态化发展。

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社会支持问题,主要是研究在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哪些社会关系可以为其发展提供支持,这些社会关系主体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社会支持体系,主要是由客体、主体(政府、涉农企业或行业、涉农职业院校以及社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载体所组成的动态开放系统。要使这一社会支持体系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具有足够的支持力,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定位政府、涉农企业、涉农职业院校的角色定位和支持行为,最大程度上实现各支持主体间协调一致、协同配合、相辅相成,从而构建充满活力的职业教育培训社会支持体系。

适当、适度的差别是均衡状态中的差别,不应试图予以抹平和取消,它总是给人以动力和希望,迫人正视差别而奋起直追,这显然是一种生态性差别,是社会发展的动机机制;而无当、失度的差别是失衡状态中的差别,给社会底层以重压,使之失去奋起直追的希冀而陷入社会绝望,如果得不到制度化舒解,就会出现对社会的反抗,甚至诱发社会动荡。因此,在社会发展中如何建立良好、机敏的社会差别反应机制和调节机制,以保持社会心理的平和与理性,显然是门大学问。

各级政府:发挥导向作用,重点是顶层设计,统筹规划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生态化演进

1.制定行动纲领:确保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规划指导下实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我国政府根据“三农”发展现实以及“四化同步”发展要求提出的重要战略,因此,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应该在各级政府规划的指导下行动。一方面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应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各级政府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另一方面要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需要,制定系统的近、中期职业教育培训发展规划。如此,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既能够得到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又能够在培训规划指导下得以实施。

社会结构是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关系格局。这里所指称的社会结构,是指由社会分化而产生的各主要社会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社会结构的特性,取决于社会体系的特性。封闭保守的社会体系,其社会结构即会是板结不变、简单粗陋的;开放流变的社会体系,其社会结构也会是复杂而细密的。

2.推进法规建设:保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法制轨道上运行。要能够使各方协同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规范运作,就必须有法可依,而且,必须根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新需要、遇到的新问题,与时俱进地进行法规的完善。发达国家普遍重视职业教育培训法规建设。韩国出台了诸如《农渔民后继者育成基金法》《农渔民发展特别措施》等多项法规,由此强化政府责任,规范政府行为;法国先后七次制定、修改完善针对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方针政策[2]。

在当代中国,缘于社会的差异化发展和分工的日益细密,以及信息技术的社会化渗透,社会结构更加复杂,社会阶层因职业多样而细化,表现为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步缩小;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数量迅速膨胀,产业工人数量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明显上升;社会中间阶层急剧扩张,使得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掌握新型经济资源与形态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社会结构由简单而复杂的这一总体进程,恰是其遵循社会生态法则的写照。以复杂化为基础的差异、互动与互补,正是社会生态法则的内在本质。

3.助推政策创新:保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政策驱动下突破。政策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推动具有针对性和见效快等特点。在当今社会里,政策的刺激作用必不可少,特别是在工作的起始阶段和推进阶段遇到障碍时,政策作为重要的激励性制度安排具有特别的功效。如,要发挥“互联网+教育培训”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政府出台加快农业信息化发展与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相关政策,由此促进互联网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有效结合,促进建立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形成合力。

社会结构的生态化发展,既诉诸该结构体系所处的良好的外部大环境的配合与支持,更仰赖于社会结构体系内部诸要素间的互动与激荡。中国现时代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发展,即得益于国家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以及社会体系内部诸要素的良性互动。社会结构体系正是在体系诸要素的协同互动作用下,不断产生着新的社会需求;而要使新的社会需求得到持续性动态满足,需要借助相应的结构和功能,推动社会体系向着更为复杂和精细的方向发展。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变迁研究”负责人、《文史哲》编辑部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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