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国际无产阶级立场与中夏族民共和国无产阶

2019-09-08 10:35栏目:产品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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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人类观念和实践史上重要的思想事件与行动存在。它既将文化交往、价值塑造、实践创造等议题显现在人类的思想空间,又表明了自身改变现实与自主创建的实践力量。在文化融通、价值凝塑和实践建构的面向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现了对人类交往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不懈坚守与深度自觉,并以独特的方式彰显了人类巨大的思想建构性和实践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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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均有深入研究,但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由来,却着墨不多。本文根据掌握的材料,就这一问题作一简单梳理。

1、面向文化融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深处的交汇融合、互诠会通。

“科学的马列主义中国化”,是共产主义主导的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的道路。在第一讲回答环节,我简略讲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的过程。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开始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共产主义运动最后都发生在相对落后国家。这就是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时代背景。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应该具有什么特征?我认为至少有三个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开始。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李大钊就已经指出:社会主义“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实际上就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来,瞿秋白也指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毛泽东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写成了后来称之为《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论断。但是“中国化”的具体提法,要晚出几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曾出现过“中国化”的主张,但影响不大,其提出者也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可以融通,一方面在于二者在实践观、认识论、方法论、社会历史观上均有契合性。从实践观看,前者具有强烈改变世界、超越必然王国的实践关怀,后者崇尚“天之历数在汝躬”“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重行主义基调。从认识论看,前者肯定现实世界在认识论中的优先地位,后者推崇感性生活世界的基础意义。从方法论看,前者注重系统辩证、整体协调,后者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不隔。从社会历史观看,前者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后者强调“通古今之变”“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另一方面在于二者有着和而不同的交往自觉。正是在该自觉中,马克思主义突破了时空的间距,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实践语境中,为自身作为具有永恒历史价值、自觉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学说提供了经验辩护和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基于文化融通,批判地反思、发展与更新了自己的传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转型。也正是在该自觉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背离文化融通之旨的“断裂论”“复归论”划清了界线,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断裂,也不是以传统文化凌驾马克思主义的隐性复归,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通有无、耦合再造。

第一,它是国际无产阶级立场与中国无产阶级立场的统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

“中国化”提法的集中出现,始于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是1936年至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联合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继承五四启蒙运动为宗旨,为“挽救国难”而发起的一场“新文化运动”。运动当中,不少参与者反思中国知识界现状,纷纷提出了“中国化”的主张:

2、面向价值凝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国际无产阶级立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本质性东西。马克思比较早地自觉地采取“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立场进行思考和实践。马克思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抽象的高大上的甚至富有浪漫主义诗意的人类立场,而是在现实性的“社会关系总和”角度历史地确立“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立场。在这一表述中,“社会化”一词非常关键,表达了“社会关系总和”的动态性和历史性。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扩大和加剧工人的自相竞争,使得“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雇佣劳动更加稳固。

1936年,马克思主义者陈唯实在其著作《通俗辩证法讲话》中,率先提出“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对于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他认为这是辩证法的“先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有制度层面的诉求,旨在通过优化上层建筑来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与面貌;也有价值层面的企盼,意在立足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和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内在对接,来形成社会向心力与凝聚力。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华民族以价值期待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价值选择,又糅合自身的价值传统,来改造中国实际、应对中国问题的过程,而每一次改造与应对又是一次价值调适和价值凝塑。

可以说,国际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关系总和”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面观在无产阶级国际政治行动的体现。失去这个本质性的东西,无产阶级无论在民族国家内的行动还是在国际范围内的行动都可能是片面的,是剥削和压迫别国的行径。任何不是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工人的革命联合,都摆脱不了世界市场范围内的“工人的自相竞争”。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化,要么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即对内社会主义,对外帝国主义,最后外在形式内在化,全面蜕变为资本主义;要么挂羊头,卖狗肉,渐进式资本主义化,最后演变成特色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1937年,哲学家张申府在推行新启蒙运动过程中提出了“科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认为:“在推广科学上,更应特别注意科学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还应使科学成为中国的。不但要中国科学化,同时也要科学中国化。使中国对科学有其极特殊的贡献,使科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特色”。

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中西价值在新的坐标中交织互涉。价值多元是社会进步的契机及个体价值意识觉醒的动力,也是社会失范、价值失序的主因。在价值多元的态势下,我们迫切需要凝塑核心价值,以价值共识消解价值冲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塑无疑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它既承载了提升民族文化与大众生活价值内涵及精神向度的使命,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凝塑的当代典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在当代的对接。一方面,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蕴涵,将自由解放、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价值维度内蕴在自身的理论构成与实践导向之中,这既集中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根据与实践合理性,又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在形式与结构上的价值表达与价值追求。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续了中国传统价值理念,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价值传统的本源性传承与创造性升华,全方位透显着中国传统智慧和价值特质,其凝塑既获得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精神涵养,又促进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现代转换。基于价值交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在经济全球化构架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之维,而且在对自身价值传统的坚守中展现了中国的价值之美。

虽然国际无产阶级立场现实感的获得要比一国无产阶级立场现实感的获得困难得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发动也比一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发动困难得多,但事实上一国无产阶级立场依然必须建立在国际无产阶级立场的基础之上,一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建设必须嵌入到国际无产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抗结构中。换言之,即使缺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性背景,国际无产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抗结构依然是存在的,这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出来的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这是一种具体的普遍对立结构。

“中国化”提法对后世影响较大,或者说引起历史学家们较多关注的是艾思奇。1938年4月,艾思奇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是有极大意义的”。然而,通俗化并不等于现实化。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低级阶段,中国化现实化是它传播和发展的高级阶段,只有后者,才能既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深入地传播,又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从而产生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3、面向实践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种嵌入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底线原则的表现,也是一国建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基本保障之一。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通过共产国际及其各国共产党,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很好地嵌入到国际无产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抗结构和革命结构中,并利用列强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机会将一国社会主义扩大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不仅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艾思奇之后,左翼知识分子柳也使用了“中国化”的提法。他在新启蒙运动刊物《战时文化》上发表《抗战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一文,指出:“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的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我们要求适合我们今日的生活的新文化,但同时我们提出继承我们最好的传统文化,发扬民族的固有的文化,保卫我们的民族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其发端之时就有明显的实践指向,它对中国实际的观照和对中国问题的直面即为明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真理性在中国实际、问题、现实需要中找到了确证;另一方面,中国的实际与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照中得到了改变、应对与解决,中国的历史走向、社会风貌、制度架构、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也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诠释中获得了新的形式与内容。

由于当时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现赫鲁晓夫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争的修正主义的世界时代理论(这一理论后来被邓小平发展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时代理论),团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世界性背景逐渐缺失。在这一情形下,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就比较好地揭示当时世界的具体的普遍对立结构,为中国的“文革社会主义”嵌入国际无产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抗结构中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这也是“文革”之风同时席卷世界的客观性基础和主观性基础。

不过,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虽然实现了改造中国社会、革新中国制度、重塑中国价值体系的初衷,但不一定构成坚守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因为中国语境中的时代变迁、时代课题与现实实践有可能会超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语境与实践构想,中国境况自身的复杂性有可能会超出马克思主义固有文本的解释空间。这样一来,就有必要在始源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基础上,补充一个由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来充盈的实践文本,这有赖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自主建构的理论使命感为其赋予理论活力与智性表达。

第二,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时代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时代理论的统一,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理论和中国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理论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我们曾经有过有效直面和应对中国社会现实从而自主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成功范型,比如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前者重构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经验,后者扩充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认知定位,重构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现实地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践履者以勇于变革、敢于创新的战略眼光和实践气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引入了21世纪,使得史无前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闪耀着中国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趋向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为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多元复杂的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它们正日益凸显着自身的示范效应,进而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同时在新时代的实践洪流中自主建构了具有高度理论主体意识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必将指引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伟大功绩。

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时代理论,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理论,马克思的中国时代理论是中国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理论。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向全党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作者:胡军良,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大理念’的制度实践与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子课题负责人、西北大学教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定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形成相应的关于世界的时代理论。关于世界的时代理论,是对这一具体的世界历史的条件的科学揭示,具体的普遍对立结构便是其基本内容之一,而其核心是世界无产阶级在这一历史条件中获得解放的前提、契机和道路。凡是不具备马克思主义世界时代理论的,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不科学的,是庸俗的。

毛泽东的号召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在部署党的工作时明确提出了“中国化”的要求,张闻天指出:“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宣传工作“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广大的人民所接受”。

人们常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普遍与特殊相结合。必须鲜明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普遍”,必然是有时代含义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如果失去世界的时代性,就会或者变成僵化的教条的东西,或者变成机会主义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时代理论,即对世界的具体时代的分析,是关于具体时代本质结构的一种科学抽象,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的时代理论,是关于具体时代本质结构的一个具体表现和一个环节。

六届六中全会后,不少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党的理论工作者不断使用这一概念。六届六中全会后不久,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的具体问题上,就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来具体解决中国的问题。”1941年,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的书信中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直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否则会犯两个根本性错误。一个错误是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方法论的首要属性,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直接处理成普遍性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做“去历史化”的处理。一个错误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全面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将“中国”从“世界”的普遍联系中割裂出来,从而违背辩证法,也违背“社会化人类立场”或“人类社会立场”。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时代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必不可少的具有本质意义的中介环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解放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性的中介环节。

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理论论证。1940年,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基本原则和具体途径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身本身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真正的中国化,就是要真正地能够把握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要真正能‘理解、精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杨松发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张如心发表《论布尔赛维克的教育家》等文章,支持和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定“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确实已收到了很大的成绩”,毛泽东的讲演和著作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

如果绕开这个本质性的中介环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庸俗化,就会堕入到要么社会帝国主义要么特色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一些党外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化”主张也表示赞同。张申府明确表示:毛泽东的主张“意思完全是对的。不但是对的,而且值得欢喜赞叹”,这一主张“可以象征出来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柳发表《论中国化》的文章,对中国化的重要性、内容和“学术中国化”的实施方略展开了详细的论证。

还有一种现象,即虽然有关于世界的时代理论,但这时代理论的核心不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中特常说时代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几乎从来不在“战争”、“革命”、“和平”和“发展”前面加上不可缺少的修饰语。如果加上修饰语,这种表述背后的阶级性就会显而易见地暴露在人们面前。

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运动当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等提法越来越集中出现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著述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都使用“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提法,王稼祥则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渐渐明确: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即已完全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

众所周知,所谓“战争与革命”,在列宁和毛泽东那里是指“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阶级属性是鲜明的。“和平和发展”在中特理论这里是没有阶级属性的。由于“和平和发展”观抹杀阶级属性,具体叙述也会抹杀“战争与革命观”的阶级属性,从而“战争与革命”常常只是给人一种动荡不安的感觉,而无法给人一种“新世界”诞生的感觉。现在来看,我们可以这两个时代主题给出比较明确的修饰语。“战争与革命”是“列强帝国主义”的战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平与发展”是“全球资本主义”暨“全球帝国主义”的“和平与发展”。“全球资本主义”暨“全球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这种“和平与发展”的前景。

第三,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坚持世界无产阶级立场与中国无产阶级立场的统一,是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与勇于合作、善于合作的统一,是反资反霸反殖与国家交往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理论主张往往是时代思潮的产物。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和确立,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中国化”的浓厚气氛。有人曾这样描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思潮:这里不再有五四时期“世界化”的旗号,不再有担心“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忧惧,不再有“同浴于世界文明之流”的歌唱。有的是“中国化”、“中国魂”、“中国味”、“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就像“世界化”之于五四时期一样,“中国化”成为抗战时期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思潮。

这一点主要强调一点,即前述的一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建设必须嵌入到国际无产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抗结构中。在这种嵌入的基础上灵活地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如果缺失这个嵌入的基础,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就会失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学术界出现的关于“学术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就体现了这一点。亲历其事的郭沫若1941年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学术中国化’口号的指出,更引起文化各部门的热烈响应。文艺创作者热烈地讨论复兴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戏剧家研究各地地方戏作实验公演;音乐家也搜集各地民歌,研究改良,作实验演奏;社会科学家研究着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自然科学家在研究着国防工业、交通运输、战时生产、医药卫生等中国具体问题,并提出了‘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口号;哲学家在研究着中国的古代哲学与思想在抗战建国上的各种问题”。

我们来看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民主义主义革命时期,它是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如果没有列宁主义,何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结合?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阶段,当时就不存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结合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斯大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在文革时期,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与文革社会主义相结合。

“中国化”思潮,广泛波及各个社会阶层。学术界如此,蒋介石和国民党亦不例外。当时甚至出现了对“中国化”旗帜的争夺。国民党御用哲学家(曾为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叶青宣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经完成了西方思想的中国化,“孙先生虽然没有讲中国化三个字,却在实际上是中国化底开始者、实行者和成功者”。

必须强调的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过程中,赫鲁晓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破坏者。他发起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运动,给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执政党和领袖带来普遍的合法性危机。比如中国毛泽东的合法性问题,比如朝鲜金日成的合法性问题。赫鲁晓夫发动斯大林主义批判运动,各国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不得不进行合法性重建。在合法性重建中,这些国家都不得不放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不得不从本国内部寻求全面的合法性。毛泽东用“三个世界理论”来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算是一个小小的补救。

“中国化”思潮的出现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产物。在中国本土展开的这场小而强的日本与大而弱的中国之间的战争,关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华民族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挽救民族危亡,不仅要构筑起军事的国防、物质的国防,还要构筑起“精神的国防”。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出现弘扬民族传统、关注中国特色、振兴民族精神的“中国化”思潮,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金日成在朝鲜镇压“延安派”,在一定意义上是斯大林主义被批判以后的一个合法性重建。被迫从共产主义阵营脱嵌的小国家,没有能力重建本国社会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合法性背景,不得不走其他道路。金日成在朝鲜走的是家族世袭道路,以承担社会主义道统的家族世袭来延续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在失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支持的历史条件下,这不失是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其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家族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在其他国家主要是处理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最核心的因素是家族对社会主义道统的承担。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都会发生严重的变异,变成半社会主义国家,局部地实现社会主义某些原则,直至全面变质。

在抗日战争时期浓厚的“中国化”思潮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张,不但是这种思潮的反映,也得到了这种思潮的支持。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1945年4―6月,中国共产党七大于抗战胜利前夕召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的共识。刘少奇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七大通过的党章,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刘少奇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和文革社会主义,具有根本意义的突破。可惜的是,他也不能把这理论发展成为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共产主义合法性背景,形成新的共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致命点。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践相结合所需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性背景严重缺失。毛泽东想重建这个合法性背景,应该说不是很成功。这也是文革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三个世界”理论最后成为国际反殖反霸运动主要的思想路线之一。这可视为国际无产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抗结构的一种具体形式,即国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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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要在这个背景中来看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共产主义消融于民族主义之中的民族主义、复辟主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消融了,自为的国际无产阶级立场消融了,再也没有能力去思考和建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更别说国际共产主义实践,所以都走到民族主义、复辟主义上来。中国崛起,这种民族主义就直接变成中华帝国主义。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成为被利用的工具,一般同时具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是因为特殊的国情而需要马克思主义话语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一种作用是因为特殊的国情而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发挥指导思想的功能。

任何一种实践性比较强的思想都可能存在三种功能:第一种是被抽象化地发挥一般的指导思想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第二种是被它直接服务的实践主体用来作为指导思想。第三种是被它直接服务的实践主体的敌人用来作为指导思想。在实践中越有效的学术思想越具有这三种功能。人们难以理解的是第三种功能,即它何以被自己的敌人用来做指导思想。一般而言,实践性越有效的思想,往往也是对敌我双方揭示最深刻最准确的。在这种情形下,这种思想被敌我双方同时使用也就不足为奇。但如果被敌方高标高举拿来使用,则需要不一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契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高标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就是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的情形。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讲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科学揭示和彻底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世界拯救、发展资本主义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

无论古典经济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和20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一直没有形成自觉的资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全面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相互关系。很多人似乎只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没注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讴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其实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资本主义推动历史进步的机制,一部分是资本主义阻碍历史进步的机制。这两部分充分体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辩证性和历史性。这是由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决定的。也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和机制做了充分揭露,对资本主义灭亡的条件和机制也做了充分揭露。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揭示,超过一切资产阶级学者所做出的努力。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揭露它的历史性。这种批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转化成对资本主义优势的充分揭示和对资本主义缺陷的充分揭示。把这两方面的机制都充分而彻底地揭示出来,就可以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优势、克服缺陷以拯救和发展资本主义提供相对完整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拯救和发展资本主义,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一种历史现象。

无论是美国流行的凯恩斯主义还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比较关键的理论资源之一。凯恩斯留下恶毒嘲笑马克思主义的说辞,他认为《资本论》是“一本陈旧的经济学教科书,……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缺乏兴趣,不能应用于现代世界”,但他的门徒们和研究他的学者们基本上认为凯恩斯在某些关键点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

美国着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克莱因,指出凯恩斯关于《资本论》的看法“是错误的”,认为:

“实际上所有消费不足论者的理论中都有凯恩斯体系的萌芽,马克思也不例外。”(页132,《凯恩斯革命》,克莱因着,薛蕃康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11月版)

“……马克思在利息理论和政策上很可能不会同意盖塞尔、蒲鲁东甚至凯恩斯的意见,然而也许会同意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储蓄转入有利投资过程而变动的学说。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体系没有也不能适当地发挥它的功能的理由,而凯恩斯则分析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体系没有但是能够适当地发挥它的功能的理由。凯恩斯想辩护,想保存,而马克思则想批评,想破坏。

两位作者都把经济体系作为一个总体看待,没有纠缠在细微的静态的无法澄清的混淆之中,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方法论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大不相同。凯恩斯的分析常常是极端古典的,而马克思则是非正统的。”(页130,《凯恩斯革命》,克莱因着,薛蕃康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11月版)

克莱因认为马克思“也许会同意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储蓄转入有利投资过程而变动的学说”,这其实就是表明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可以用来拯救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也许会同意”的真实含义是,虽然根据马克思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看,马克思不一定会赞同这个观点,但马克思也会认为这个观点是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推论出来的。换言之,马克思会认为这种观点对资本主义虽然有一定的拯救作用,但最终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或者说马克思虽然认为这种观点最终拯救不了资本主义,但也会承认它对资本主义有一定的拯救作用。

可以说,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几乎就是以克莱因所说的马克思“也许会同意”这一方式运用马克思主义拯救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和平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这种“也许会同意”,其根本点就是抹煞马克思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抹煞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将马克思的“批判”和“破坏”变成凯恩斯和修正主义的“辩护”和“保存”。研究马列的中特式着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证的末尾章,大多是马克思“也许会同意”的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专政自觉意识和自觉机制的资本主义,庸俗的马克思中国化成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义的广义凯恩斯主义。

多年来,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成为偷运广义凯恩斯主义的基本方式之一。其实,一旦抛弃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就可以直接成为广义凯恩斯主义的代名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批判的那些精彩内容就可以用马克思“也许会同意”的方式被理解为资本主义需要克服或控制的缺陷,并从马克思的批判中获得克服或控制缺陷的灵感。事实上也是如此,比如“驾驭资本”论、“领导资本家”论,等等,都是力图运用国家资本发挥资本优势、克服资本缺陷的主张。

什么叫广义凯恩斯主义?无论新旧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凯恩斯主义,凡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运用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为资本再生产存在条件,拯救和发展以雇佣劳动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我都称之为广义凯恩斯主义。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存在条件的创造者和再生产者。我们要适当区分初次创造和再次创造。资本存在条件的初次创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自在性,即具有鲜明的不自觉性。这样一种过程特别容易使资产阶级学者忽视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历史条件,而认为它们是永恒的。马克思对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分析对这一点揭示得比较充分。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存在条件的再次创造,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之后产生的问题。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存在条件的再次创造获得真正认知,需要经历多次危机。最后还是在资本主义第一次总危机情形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启发下,凯恩斯才开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存在条件的再次创造的机制,其核心就是针对无产阶级贫困化而带来的生产过剩,强化国家资本在就业促进方面的作用。

马克思曾经指出,不断造就失业大军,增强工人之间的竞争,是资本家利润最大化的基本方式之一。但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凯恩斯的就业促进机制,主要是为了消化失业大军,以创造资本存在的条件。换言之,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机制会造成资本存在条件的崩溃,而资本主义国家职能之一就是再次创造资本存在的条件。这是后来所谓市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双层体制的核心意义,其他意义比如国家之间的竞争都是其副产品。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资本存在条件的初次创造,同样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自在性,即具有一定的不自觉性。城市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城市企业包干和引进外资等等,都具有不自觉地创造资本存在条件的功能,特别是土地承包到户,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被雇佣和解除工农联盟直接创造条件。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可以说是资本存在条件的一次小的“再次创造”。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资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原则——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直接写进执政党的政治决议,将资本存在的条件进一步完善,则属于资本存在条件比较大的“再次创造”。这两次“再次创造”都具有鲜明的自觉性。

,把《资本论》放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构中,再来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理论实质就非常明朗。

先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樊纲写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这本书1989年出版,写作时间应更早一点。它是要把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核心是劳动价值论与边际价值论结合。这种结合的结果是什么呢?只可能是属于广义凯恩斯主义。樊纲把广义凯恩斯主义包装成马克思主义,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新综合”。

1989年是个关键的时间概念。当时可以赤裸裸地提出把这三种体理论体系综合起来。1992年当局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政治经济学,重建自身话语的政治合法性。在这种政治合法性中,樊纲的这种努力就不具备公开的合法性。但事实上,樊纲这本着作的理论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的理论基础。由于政治合法性重建,合法性话语已经改变面貌,即变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也不能直接宣称运用三大理论综合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但基础理论内容的实质是一致的。

樊纲的导师是朱绍文,他在“序言”里讲得很清楚:

“现在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樊纲又提出个颇为独到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内容上的基本区别与相互关系在于它们对多侧面、具有多重规定性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时,研究‘角度’或者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把人与物的关系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物质承担者’以肯定,然后着重考察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本身,以及这种社会关系在决定经济变量和经济发展中的内在作用;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在将社会经济制度当作背景条件的前提下,着重分析人们的物质需要、物质生产以及资源配置的过程,并主要用人与物的关系来说明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正是因为不同经济理论的差别主要是研究角度和分析侧面的差别,它们也就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在正确认识它们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就可以运用正确的方法将它们有机地综合起来(樊纲提出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新综合’),利用已有的各方面的理论,形成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更加全面而科学地解释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变量,说明经济现象。”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只是“研究‘角度’或者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而不是阶级立场的不同,因此可以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马克思“也许会同意”的方式。

樊纲的导师朱绍文是个老右派。他们师徒俩的问题意识与方法具有第一代右派第二代右派相承的味道。朱绍文的理想从早年开始就一直想把马克思的经济学、李斯特的经济学和斯密的经济学综合起来。他指出:

“一个国家在走向‘近现代化’的道路上,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面,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弗·李斯特的《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三大经典,可以说是天赐的理论法宝。因为这三大经典都是不同历史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结晶,而且经历了人类历史的实践的检验。”(《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自序》,朱绍文着)

朱绍文认为将“这三大经典”综合起来,就可以实现中国的“近现代化”。而樊纲是想把马克思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综合,发展新的理论体系。这是典型的第一代第二代的关系。

朱绍文一直强调自己是搞基础理论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一直缺乏基础理论部分,关键环节都是运用当局政治性语言糊弄过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合法性和理论实质性出现严重偏离,理论实质性无法获得公开表达,只能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地藏在公开的政治合法性话语(即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背后,而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中,这种理论实质性则以不言自明的形式大行其道。在教育、研究和媒体领域,这种理论实质性则是赤裸裸全面上阵。

今天换一个讲法,即国内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只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尝试把马克思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部分,以抽掉“批判”的根本性实质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完成”只可能是为广义的凯恩斯主义。

在理论形态的逻辑特征上,凯恩斯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经济总体理论特征,在这一总体理论中,或“在这一更为普遍的理论中,古典理论是作为一个特例而存在的。”(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前言》页2,宋韵声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7月)在这种总体理论中,各种理论都是作为“特例”而存在。根据琼·罗宾逊的说法,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这里也是作为“特例”存在的。“凯恩斯拆除了‘实物’理论和‘货币’理论的间隔。他表明在不能确知未来的经济中,货币是怎样一种必要的角色;他还证明货币金融制度在活跃‘实物’经济过程所起的作用的。现在,这些间隔在区分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中得到了恢复。”(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英美经济学评凯恩斯主义》,商务印书馆1975年7月版,页19)

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凯恩斯主义的总体性是小巫见大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叫《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是“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这是一个根本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批判,所需要的总体性是最高级的。总起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相对于凯恩斯主义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彻底的总体性,二是彻底的批判性。彻底的总体性必然导致彻底的批判,彻底的批判性以彻底的总体性为前提。抛弃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便成为拯救和发展资本主义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是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变成“资本主义理论”,再变成“现代经济理论”;将完整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变成完整的“资本主义理论”,再变成完整的“现代经济理论”。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核。这也是所谓“中国模式”的优势所在,即因为马克思主义而拥有相对完整的“资本主义理论”和“现代经济理论”,比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少一些片面性。但这种相对完整性也会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完全确立而丧失掉,就像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拥有的某种全面性和革命性被西方资本主义抛弃,被庸俗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代替一样。

樊纲着作并未否定“实践”这一维度。作者其实只是在表述层面增加“实践”一维而已,即“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和综合”,变成“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比较和综合”。在后一表述中,“市场经济实践”的修饰语“社会主义”是无需理论证明的。

第二处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原成“西方经济学”。

“从《资本论》这部巨着中所涉及的诸多经济理论流派来看,基本上都属于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作为一种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等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一样,必然要带有西方历史、文化和哲学思辨的深深印痕。”

在这一论述中作者由于没弄明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方法论而犯了一系列错误,把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概念混为一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等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一样,都尚未完全脱离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的抽象人的框架。”

作者首先基于狭隘而唯心的民族主义文化史观把“抽象人”概念和“经济人”概念做了空间化的非历史化理解,即把这本来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概念形态非历史地理解为西方传统性的东西。作者批判“抽象人”概念和“经济人”概念几乎是照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时代人对物的依赖性的观点,同时由于不明白《资本论》是“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而把《资本论》所揭示和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物化世界当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进行批判,说《资本论》没有坚持“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这一观点和立场。

从作者所罗列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的例子——比如人的有预谋的商业欺诈行为——来看,可以知道作者并不能区分科学抽象法所概括出来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与感觉经验层面所感觉到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将后者当做真理。最后作者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某些观念比如“天人合一”做非历史化、非阶级化的理解,以此确立非历史化的唯心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史观,尽管作者所主张的中国传统关于人的论述并不能涵盖其用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例子,最终也只能强调那些非历史化的道德规范。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这种感觉经验层面所感觉到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特别是人的主观主义,恰恰是“抽象人”概念层面的东西。奥地利经济学派恰恰是从人的主观主义出发建构起来的理论学派。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发展到这一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彻底的批判性和彻底的总体性被反复“修正”之后残留的“总体性”,就彻底变成相互倒错的杂糅。

有人会说,为什么资产阶级学者连这一点也做不到?第一讲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是没有根本利益的。他们的研究也必然带有这种片面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双重性,既有社会主义话语的双重性,也有资本主义话语的双重性。资本主义话语的双重性表现在:“资本家”的实质,却用“企业家”话语表达。社会主义话语的双重性表现在:“资本主义”的实质,却用“社会主义”话语表达。这样一来,社会的普遍对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是一个普遍对立的社会关系——与形式共同体即国家的结合点,就成为统治和治理的根本。一切治理体系的根本点就在这上面。

中国学者黄宗智,有一个方法论,即“表达”和“实际”。社会的普遍对立与形式共同体即国家所构成的双重性,可以说是这种方法的真实根源。所谓“实际”,是针对普遍对立而形成的治理机制、治理现象和治理话语。所谓“表达”,是针对形式共同体而形成的治理机制、治理现象和治理话语。真正要害不在于“表达”与“实际”的对立,而是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治理机制、治理现象和治理话语。把这三者全部揭示出来,才算真正的把治理与统治完整地揭示清楚。黄宗智认为表达与实质是对立的,因此有时用“实际”来否定、批判和嘲笑“表达”。这表明他还没有完全地理解这种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和无效性,都在这一治理结构中。这一套统治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可持续性,在于“普遍对立”可能对“形式共同体”形成实质性威胁时,统治集团有能力实施熔断机制。比如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和从严治党,这就是一种熔断机制。它们的结合点就是具体的国家形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就是毛泽东时代创建的新国家形式。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过程,今天没有详细分析,但是在进入今天的核心议题以前,必须强调两点。第一,《资本论》首先是“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理论”,而不只是所谓“资本主义理论”,更不只是所谓“现代经济理论”。第二,《资本论》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第一册的第一篇。从抽象到具体的历程,远远没有完成。我要讲的“《资本论》结构”,不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的结构,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构。今天的重点是把《资本论》放到这个结构中理解。不放到这个结构中,就无法完整地理解《资本论》,无法完整地理解“无产阶级级立场”,无法完整理解“无产阶级解放理论”。

在革命高潮时期,《资本论》第一卷就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立场建构的主观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它就显得不足够,而一定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中看。这是区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关键点。

目录

一、马克思未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结构”

二、“从实践中发现新世界”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三、《资本论》方法之“进得去”:“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

四、《资本论》方法之“出得来”:未完成的具体性

五、无产阶级:科学立场、科学方法和科学原理的统一

一)“无产阶级立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二)“无产阶级”的多层次含义

三)“无产阶级立场”是共产主义者修炼的核心

四)当代中国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列主义研究

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七、“《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

二)“土地所有制册”

八、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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